陈：成为一种另类了。

　　李：对，另类了，边缘了。我去年曾想画一批外来农村打工人员的作品，这群人毫无疑问是处在城市边缘，并且无法进入城市的主流。

　　陈：实际上，现在成功的画家，基本上都是一边进行自主性创作，一边做市场。

　　李：两条腿走路嘛。其实许多老先生早已看到这一点，曾经提出过这种观点。

　　陈：那么在您二十年的艺术创作历程中，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和朋友都有哪些？

　　李：卢沉、周思聪和张立辰先生是我最早的三位老师。也是对我影响最重要的三位恩师。七十年代初，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很有幸地结识了这几位老师。那时社会上搞“批林批孔”展览，学校停课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。我那时喜欢画宣传画，其中一张画被东城区选送中国美术馆参加展览。当时政府组织了一批中青年画家辅导这群中学生完成展览的创作，卢沉、周思聪、张立辰先生都在其中。我由张立辰先生辅导，于是就这么认识了我的老师。可以说，我很幸运，在学习绘画的道路上基本没走过什么弯路。张先生教我如何画速写，教我临摹中国画，后来又认识了周思聪和卢沉两位老师。插队时在乡下画了大量的速写，不断地求教这几位先生。之后便顺利地考进了美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学院里的艺术氛围相当浓厚，教学非常严格，也培养出了一批人才，包括田黎明、唐勇力、陈平等等。当时，中国画系由叶浅予先生任系主任，系里有几个试验班，我是山水试验班的学生，陈平则是人物班的。毕业后，他们画了山水，我反而画人物了(笑)。后来，我的毕业创《左权将军》受到了周思聪先生的大力推荐，那张作品的背景运用了丝网版画效果，在当时在生宣纸上用丝网制作出肌理和形象，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探索，所以得到了老师们的赏识。于是，毕业后被留在了中国画系任人物教员。

　　陈：创作上应该还是受卢沉、周思聪先生的影响更多一些。

　　李：是的，卢沉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“不重复别人，也不重复自己”。也就是说，要努力让每个阶段的创作都有所区别，甚至每一张作品都有所变化。艺术应当是你对客观世界感受的一种表达，而你的感受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，不是一陈不变的。所以，艺术创作上的重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卢老师还有一句话，就是“在现代的基础上发展”。现在有理论家有不同的观点，认为这样便是忽视传统的重要性。实际上，卢老师本身传统的功底非常扎实，甚至影响了80年代以后的一大批画家。我对他这句话的理解是：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中果画传统的功底，然后在现代艺术的平台上发展。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积极地融汇中西和古今。只有不断地为传统注入新的养分，中国画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。我们可以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明，京剧之所以无法向前发展，正是因为京剧本身是一种过于完整的艺术形式。它的唱、念、做、打，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规范，失去了发展的空间，于是成了阳春白雪。所以，我一直以来都试图将艺术探索进行下去。可以说，这些大师级人物在世时，是我们中国画的一面旗帜。

　　陈：学校教学的目的也变了，是提高素质。

　　李：现在本科生的培养成了一种素质教育，而八十年代初，我们上学的时候，美术学院门前的横幅上写的是“美术学院是培养艺术家的摇篮”。入学后，同学们情绪振奋，仿拂人人都是艺术家了。而现在的学校，学习氛围完全不同了，甚至师生关系也变得很冷漠。

　　陈：这么多年来，你的个人风格一直比较善变，但是在某个阶段肯定还是有某种明显的创作倾向吧！

　　李：九十年代，进行探索性的研究、比较有热情，偏爱抽象水墨研究。当时我在卢老师的指导下，在系里开了一门新课——“水墨构成”，主要专注研究水墨画的形式构成语言和表现技法。卢老师主讲形式分析，都是以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为范本。目的是学习西方的形式手段和表现方式。而我主讲材料技法的内容，主要是进行毛笔表现之外的制作性技法的研究。卢先生退休后，担子基本就落到我的身上，到现在这门课已经基本边缘化了（笑），但我在个人的创作中还是坚持了这种技法的探索，包括90年代画面上出现的那种青绿颜色，主要吸收传统壁画的样式，试图丰富中国画的形式语言，那个阶段的变化还是比较丰富的。2000年以后，造型上有一些回归，更注重对生活的感受。这可能和年龄的增长有关，但我的首要原则还是力图每个阶段都有新的变化，无论是重彩的还是水墨的。